我是1950年调原泰山专署后看到《光明日报》的。不看不知，一看即被它固有的魅力所吸引，一到业余即想找它，一时找不到还着急；一旦找着，即如获至宝，爱不释手。单位每逢订报，我总建议订它。不论我调到哪里，都总不离它。8年前离休后，也每年都要订阅它。
我感到，《光明日报》旗帜鲜明，知识深广，多有新颖、独道、精辟的文章。当年，对这些文章我总在其报页上注一记号，闲暇时挑出攒起来。一攒多年竟达100多斤，我视之为“宝”，虽搬家多次，也秋毫无损。但在“文革”期间，却被当成“四旧”给扫地出门。我望着被拉走的报纸，心疼得不得了。改革开放后，我又重操旧业。截至1998年，又攒了一米多高的两大摞。
我一直就想把本报的精文加以“集珍荟萃”，但因工作繁忙未能顾上，离休后才得以如愿。从前年开始，即将该报的各类精文一一摘剪，并按政治、经济、科技、信息、文化、军事等数十项，分门别类地贴在本上，已贴成了31卷，摞起来有1米多高。如此剪集虽然麻烦，但我觉得这样才方便存放和翻阅，才能使《光明日报》这个“亲密朋友”久居身边。
我称《光明日报》为“亲密朋友”并非溢美之词，而是对它崇敬的肺腑之言，因它过去几十年，以先进思想和先进科学文化知识，对我工作和自身素质的提高，给了很大的帮助，令我感激不已；同时，由于将其精文摘剪成册，成为宝贵的精神食粮，也使我感到拥有知识的快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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